保障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法治保障了资本家在政府的权力之外,最大化地利用人才、资本和技术创造社会财富,使政府的权力不能渗透到不应由它行使的空间中,制约着执政者不能滥用权力,这保障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资本家在这个环境中合法、自由地追求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与财富的积累,法治又保障了他们创造的财富神圣不可侵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种制度中按照他的意愿参与交易,最大化地配置他的能力获取应得的收益.

但经过漫长王朝统治的陕西,不存在一个在帝王权力之外的资本家阶层,社会各种资源被帝王及各级官员牢牢控制.官员不是一个商人阶层,他的职能与知识使他不可能将掌握的资源变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去推动社会最大化地创造财富.

相反,官员掌握的资源又会成为需要资源的人寻租的对象,利益的引诱使官员的资源成为了与商人交易的资本,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出现的大量贪污腐败,莫不与这种现象有关系.即使帝王允许商人阶层进行商业活动寻求利润,也是出于他统治的需要.

所以有悠久的历史却并不能说明陕西有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历史在这里呈现的是单线条的移动、前进,而不是多个阶层力量的相互碰撞和博弈竞争.民众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帝王制定的规则中运转,历史总是呈现出帝王的发号施令与辉煌灿烂,帝王的权力和功绩被无限放大.

在中国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民众对社会的影响,看不到商人阶层对文明进步的推动,漫长的帝王统治给陕西带来的就是这种结果.它的历史演变是在帝王的权力主导下进行,而不是像西方历史的演变伴随一个资本家阶层的崛起,将人才、技术、资本优化配置,以推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帝王赖以统治的资源失去或被耗尽时,他们的衰落和灭亡就开始了,一个王朝的灭亡必然带来一个社会文明的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沿黄河的乡村、城市没有随着秦、汉、唐等王朝的统治与悠久历史的延伸,而呈现出繁荣与辉煌.

历史不但没使这些乡村、城市的文明显示出强大的对外辐射力与征服力,相反,他们却以苍白、破落、污染和衰退的形象出现,因为帝王对这些地区完成的仅仅是统治.技术的创新与生产力提高,城市文明的推进是需要企业家来实现的,陕西及黄河流域没有资本家阶层来充当这个角色.他们的历史由帝王的单一统治向前延伸,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步伐停滞而沉重.

欧洲社会文明的演变不是帝王权力更替的单一线条,它伴随着创造思想的知识分子、寻求利润的资本家,制约国王权力的议会,独立的司法机构,培养人才的大学等一齐前进.它的文明延伸并不随着一个帝王的灭亡而走向衰落,国王权力之外有一个独立的资本家阶层,在不分白天黑夜地将人才、技术和资本源源不断送进他运转的机器里,实现他个人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增进了社会文明.

而黄河流域和陕西的官员,没有经过商业文化的洗礼,他们寻求安稳,回避社会矛盾而不具挑战精神.官员们持有的保守政治心态使他们对施政创新带来的风险,抱有宁可不干事也不犯错误的观念以保住自己的官位.

不创新,墨守成规就不犯错误?不担风险的执政文化使陕西及黄河流域一带的官员,很难将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优化配置到乡村与城市中,使每一个人最大化实现他的愿望.他们在执政过程中不但不创新,还消极地对待中央出台的政策,甚至采取拖延不落实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的有些政策到地方后就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变革的权力掌握在官员阶层手中,他们能否以最低的执政成本,将社会的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影响到一个地区人们生活质量能否提高与财富积累能否实现,而一个创新的企业家阶层,他能够引导人们去创造财富.

即使改革进行了20多年,市场化的热浪不断涌动在人们心中,可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还深深地渗透在陕西人的心中,他们还幻想着靠政府的支持获得不需要通过竞争就能得到的资源.强大的国有企业是陕西保守势力的一个表现,它的力量影响到陕西官员对变革的选择.

黄河失去了往日的航运功能后,它必然在近代走向了衰落;长江仍然保持它的水上运输,其流域内的文明保持一种上升态势.

沿黄河的城市得益于计划经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中部及沿海地区,资本家为这一地区的工业启动了机器,播下了商业文化的种子,并打开了通向海外贸易的大门,西部与东中部的差距在这个时期已经拉开了.

正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私人投资者,怀着从石油寻求财富的梦想,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借私人高利贷和合作入股并以自担风险,自己探索的创业精神,在陕北荒凉的山坡上打出了一口又一口油井,使黑色的石油在贫困的陕北展现出了财富创造的奇迹,进而促使石油成为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当他们推动了陕北一些贫困县的财政收入由过去的几百万元,向几个亿飞越时,这些石油投资商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收回油井的风暴向他们席卷而来.仿佛在一瞬间,他们开采石油的梦破灭了,而当地政府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赔偿?他们沉重的债务靠什么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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